姥爷拖累了母亲，奶奶拖累了父亲，30多岁的男士的奋斗史

高铁穿过第21个隧道母亲在黑暗里等我。腊月二十八，晚上十点四十七分。我拖着行李箱走出高铁站时，这个小县城的车站广场已经没什么人了。风从北面山坳里灌进来，把“欢度春节”的红色横幅吹得哗啦作响。我缩了缩脖子，在稀疏的路灯下寻找母亲说好的那辆三轮车。然后我看见她，站在广场最边缘那盏坏了的路灯下，像是故意躲在光与暗的交界处。她穿着一件我读高中时就见过的藏蓝色羽绒服，袖口磨得发白，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耸着。十二年了，我在北京搬了五次家，换过三家公司，娶妻，成为别人口中的“张经理”，可母亲等待的姿势，仿佛被时光凝固在了我十八岁离家那年的冬天。“妈。”我走过去。她像被惊动的小动物，猛地抬起头，昏黄的光从侧面打在她脸上，我这才看清那些皱纹比她视频里深得多。“回来啦。”她接过我手里的一个包，很轻，其实就几件换洗衣服，可她接过去的动作，像接过什么易碎的贵重物品。三轮车突突地驶过冷清的街道。母亲坐在我对面，问了些无关紧要的话——路上顺不顺利，北京还那么干吗，小敏（我妻子）怎么没一起回来。她的声音混在柴油机的轰鸣里，有些飘忽。我一一答着，目光掠过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霓虹，那些“新春大促”“年夜饭预订”的招牌，亮得有些虚假。快到家时，母亲忽然说：“你爸他……去你奶奶那边了。今晚不回来。”我嗯了一声。风更大了些。父亲是第二天中午回来的。他进门时我正在院子里剥蒜，抬头就看见他站在门口，肩上落着层薄薄的霜。一年不见，他好像又矮了一些，背也更驼了。可那双眼睛看人时，还是像年轻时那样硬邦邦的，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爸。”他点点头，把手里拎着的一条鱼递给我妈：“老刘水库打的，活着。”午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筷子和碗偶尔碰撞的声音。母亲做了条红烧鱼，炖了锅白菜豆腐，都是我以前爱吃的。可父亲一直沉着脸，直到吃完饭，他放下筷子，点了支烟。“明年，”他说，烟雾从他鼻孔里缓缓喷出，“别回来了。”我正在盛汤的手顿了一下。“车票贵，来回折腾。”他弹了弹烟灰，眼睛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枣树，“你也看见了，家里就这样。你妈照顾你姥爷都顾不过来，我这边你奶奶也离不得人。”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哪有父母这样的呢？可没法子。”母亲收拾碗筷的动作慢了半拍，陶瓷碗沿磕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她没说话，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水声哗哗地响起来。我知道父亲没说完的话是什么。这已经是第三年，因为妻子小敏和父亲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我没能带她一起回家。去年除夕，因为小敏给我妈买了件羽绒服而没给奶奶买，父亲当场摔了筷子。前年，因为小敏在饭桌上说了句北京的教育资源确实比老家好，父亲冷笑说：“嫌弃我们这穷地方了？”每一次，都以小敏哭着改签车票提前回北京告终。“小敏她……”我试图解释。“别说了。”父亲打断我，烟已经抽到了过滤嘴，他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我和你妈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别管我们，在那边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可怎么能不管呢？午饭后，我去看姥爷。他躺在床上，像一截干枯的木头。老年痴呆症让他彻底困在了时间的迷宫里，偶尔清醒时，会拉着我的手叫弟弟的小名——那个三岁就夭折的舅舅。母亲坐在床边，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喂水，动作耐心得像对待婴儿。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着她花白的头发，我忽然发现，她也五十多岁了。“你爸不容易。”母亲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你奶奶那边，一天要跑三趟。饭要喂，身子要擦，夜里起夜也得扶着。”她给姥爷掖了掖被角，“有时我这边忙不过来，他还要过来搭把手。上个月你姥爷半夜发烧，他骑着三轮车去镇上敲诊所的门，回来时天都快亮了。”我没说话。这些事，他们从来没在电话里提过。“不是故意要为难小敏。”母亲继续说，目光落在姥爷枯瘦的手上，“他就是……就是觉得，自己还是这个家的顶梁柱，说什么都得算数。”她苦笑了一下，“三十三了，在他眼里，你大概还是个孩子。”孩子。这个词刺痛了我。大年初二，高中同学聚会。地点定在县城新开的酒店，门口停着一排车。黑色的奥迪，白色的宝马，还有几辆我叫不出名字但看起来就很贵的SUV。我骑着父亲的电动三轮车去的时候，老远就看见王磊站在他那辆汉兰达旁抽烟。“张总！北京回来啦！”他迎上来，递给我一支烟。我们曾是同桌，一起在数学课上偷看武侠小说，一起翻墙去网吧。现在他做建材生意，朋友圈里常晒各种酒局和自驾游。他的手搭在我肩上时，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是我在商场柜台前匆匆走过时闻到的那种。包厢里热闹非凡。十几个人，大多发福了，头发稀疏了，可眼睛里的光却比读书时亮得多——那是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精明而满足的光。聊房子，聊车子，聊孩子的国际幼儿园。有人问我北京房价，我说了个数，引来一阵夸张的惊叹。“还是你们在大城市的好，”王磊给我倒酒，“见识广，机会多。不像我们，窝在小地方，也就混口饭吃。”我笑着碰杯，心里却空落落的。他们谈论的“混口饭吃”，是县城的四室两厅，是二十万的车，是每年一次的国内游。而我在北京的“机会多”，是三十平米的出租屋，是通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是银行卡里永远攒不够的、把父母接过去的“那个数字”。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家庭。有人说老婆又和婆婆吵架了，有人炫耀女儿考了全班第一。王磊忽然问我：“你爸身体还行吧？听说你奶奶需要人照顾？”“还行。”我说，“就是走不开。”“理解理解。”他拍拍我的肩，“我岳父去年中风，我和我老婆轮流照顾了小半年，差点没垮掉。你这更不容易，两边老人都……”他没说完，只是摇摇头，又给我满上酒。散场时，王磊执意要开车送我。我推辞不过，上了他的汉兰达。车里很暖，有皮座椅的味道，还有他女儿落下的一个粉色发卡。路上他接到妻子电话，语气温柔：“马上回了，给你们带了宵夜。”车停在我家巷口时，他说：“老同学，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我公司地址，下次回来，直接过来坐。”我看着那辆黑色SUV消失在夜色里，手里捏着那张质感厚实的名片。巷子深处，我家窗户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像疲倦的眼睛。父亲在等我。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没开电视，就这么干坐着。“喝酒了？”他问。“一点。”沉默。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那是我爷爷奶奶结婚时的嫁妆，钟摆已经不太准了。“今天去看你奶奶，”父亲忽然说，“她拉着我的手问：‘我孙子什么时候带媳妇回来啊？’我说快了快了。”他抬起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有些浑浊，“其实我知道，不快。可能永远都快不了。”我心里一紧。“你妈跟我说，你在北京不容易。一个人挣钱，要养我们两个老家伙，还要顾你自己的小家庭。”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我这辈子，没本事。年轻时在砖厂干活，摔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后来去工地看大门，一个月八百，看了十年。你妈在纺织厂，三班倒，落下一身毛病。”他的背影在窗帘的阴影里，显得格外瘦小，“我们没给你攒下什么家底，倒成了你的拖累。”“爸，别这么说……”“可我就是不明白！”他猛地转身，声音提高了，“我跟你妈，再怎么吵，这个家没散！我们把你供出来了！怎么到了你这儿，就这么难？”他的脸因为激动而涨红，“是，我是跟你媳妇处不来。可她就不能忍一忍？一年就回来这几天，装装样子不行吗？非要跟我顶，非要争个对错？一家人，有什么对错！”“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我试图解释那些关于尊重、边界、代沟的概念，那些我和小敏在无数个夜晚讨论过的东西。“那是什么问题！”他打断我，“就是你书读多了，心思活络了，觉得我这老家伙的话不中听了！我告诉你，家不和则财不富，古人的话错不了！你们这样拧着，日子能好过吗！”又是这句话。家不和则财不富。从小到大，只要父母吵架，只要我对他的决定有异议，这句话就会像咒语一样被搬出来。它是一切的解释，也是一切的终结。我看着父亲。这个六十二岁的男人，头发白了七成，门牙缺了一颗（去年摔的，嫌贵没去补），左手食指少了一截（砖厂事故），背驼了，眼睛花了。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把我送出了这个山村。而现在，他站在他统治了一辈子的堂屋里，对着他唯一的儿子，挥舞着他仅剩的权威——那句苍白的古训。可我竟生不起气来。我只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像冰冷的潮水，从脚底漫上来。“睡吧，爸。”我说，“明天我去看看奶奶。”初五早上，我要走了。母亲凌晨四点就起来了，在厨房里煮鸡蛋，烙饼，把腊肉切成薄片装进保鲜盒。父亲没起床，但我听见他在里屋咳嗽，一声接一声。天还是黑的。我坐在堂屋里，看着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她动作很快，有些慌乱，把一个鸡蛋掉在了地上，连忙捡起来，吹了吹，又放进袋子。“够了妈，吃不完。”“路上吃。高铁上的饭贵。”她又塞进一盒牛奶，“小敏爱喝这个牌子的，给她带回去。”小敏。我鼻子忽然一酸。出门时，父亲出来了。他披着外套，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家里腌的火腿，带给小敏。”他没看我，把袋子挂在行李箱把手上，“跟她说……算了，没什么好说的。”三轮车还是突突地响。母亲坚持要送我去车站，就像十二年前送我上大学那样。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只有风声，和引擎单调的轰鸣。车站到了。这个小小的县城高铁站，此刻挤满了和我一样要离开的人。大多是年轻人，拖着行李箱，脸上有种相似的、混合着眷恋和决绝的表情。“妈，你回吧。”“嗯。路上小心。”她仰头看我，忽然伸手，像小时候那样，替我理了理衣领。她的手很粗糙，刮在我脖子上，微微的刺痛。“照顾好自己。别跟你爸计较，他就那脾气。”我点点头，转身进站。过安检时回头，她还站在那儿，站在一群同样送行的父母中间，小小的，穿着那件旧羽绒服，像一株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芦苇。高铁启动了。窗外熟悉的风景开始加速后退：枯黄的田野，低矮的丘陵，散落的村庄，然后是连绵的隧道。一个接一个，光明与黑暗频繁交替，像闪回的记忆碎片。我想起昨晚，在去看奶奶的路上，遇见隔壁的李叔。他儿子和我同岁，在深圳打工，今年没回来。“疫情嘛，来回不方便。”李叔笑着说，可眼睛里的失落藏不住。他拉着我说了半天话，最后叹口气：“你们这些孩子，飞出去，是好事。就是……家里太冷清了。”飞出去。是啊，我们都飞出去了，以为飞向更广阔的天空。可风筝飞得再高，线的那一头，还系在故乡老屋的门楣上。只是那门楣老了，朽了，快要承不住这漫长的牵拉了。车厢里很安静。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看手机屏幕。我对座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趴在窗边，兴奋地数着隧道：“妈妈，又一个黑山洞！”又一个黑山洞。我想起父亲的话：“哪有父母这样的呢？”是啊，哪有父母不想孩子在身边的呢？哪有父母愿意成为孩子负担的呢？可生活就这么蛮横地碾过来，碾碎体面，碾碎温情，只留下最粗粝的、关于生存的真相。姥姥拖住了母亲，奶奶拖住了父亲。而他们，又拖住了我。不是故意的，甚至不是情愿的。就像陷入流沙的人，一个拉着一个，谁也不敢松手，因为松手可能就是永别。可这样拉着，大家都在往下沉。手机震动了一下。“上车了吗？我给你炖了汤，晚上喝。”我盯着那几个字，眼前忽然模糊了。这个我在北京遇见的姑娘，这个和我一起挤地铁、吃外卖、攒首付的姑娘，这个因为我父亲一句话就哭红眼睛的姑娘——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能回得去的家。而我给不了。我给不了她和我父母之间的和睦，给不了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甚至给不了一个确定的、不用为明天焦虑的未来。我能给的，只有我这个人。三十二岁，头发开始稀疏，颈椎不太好，银行卡余额永远在安全线上下浮动。一个普通的、挣扎的、疲惫的男人。“爸爸，你看！”对面的小孩忽然指着窗外。我转过头。高铁正驶出隧道，阳光哗地涌进来，洒满整个车厢。远处，初春的山峦已经泛起隐隐的绿意，山脚下，一片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金黄的，像大地的补丁。光明总是突然而至。可我知道，前面还有隧道。很多很多隧道。手机又震了。这次是父亲。短短一行字：“到了说声。”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打开对话框，开始打字：“爸，火腿收到了，小敏说谢谢。”删掉。重新输入：“爸，我上车了，你们照顾好自己。”还是不对。最后，我只发了两个字：“到了。”发送成功。我把手机倒扣在小桌板上，闭上眼睛。高铁在轨道上平稳飞驰，轻微的摇晃像摇篮。我太累了，累到连失落都觉得奢侈。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三轮车上，母亲坐在我对面，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她说：“过年嘛，总是要回家的。”是啊，总是要回家的。哪怕这个家，已经装不下一个完整的团圆。哪怕回去，只是为了再次离开。窗外的风景还在飞逝。隧道，原野，村庄，城市。而我知道，三个小时后，当高铁驶入北京南站，我又将变回那个步履匆匆的、不会回头看的人。就像无数个离开故乡的人一样，把牵挂和歉疚都藏在行李箱最深的夹层里，然后深吸一口气，走进人潮汹涌的站台。广播响起：“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我睁开眼。阳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