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了一条羊腿回娘家,弟媳嫌太少,我带回婆家,我妈疯狂来电!
发布时间:2026-03-22 20:42 浏览量:3
我叫朱雪,今年三十四岁,在县城一家服装厂做质检主管。腊月二十六,我提着一只羊腿回了娘家。
那只羊腿是我特意托人在乡下买的,整整十二斤,花了我小半个月的工资。羊腿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保鲜膜裹了三层,又套了一个蛇皮袋子,提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想着,过年了,娘家婆家两头都得顾,但今年手头紧,先紧着娘家来。
我骑着电动车,羊腿挂在车把上,一路晃荡着到了城南的老小区。我家住三楼,楼梯间里堆着邻居家的酸菜缸和旧自行车,我侧着身子往上挪,羊腿蹭了一身灰。
开门的是我妈,周桂兰,六十二岁,头发花白了大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枣红色棉袄。她看见我,脸上先是笑,说:“雪儿来了。”然后目光落在我手里提着的蛇皮袋子上,问:“提的啥?”
“羊腿。”我说,“十二斤的,过年吃。”
我妈接过袋子,打开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但也没说什么,转身进了厨房。我跟在后面,听见她在厨房里嘟囔了一句,声音不大,我听得不真切,好像是说“就一只羊腿”。
我没接话。我知道我妈的脾气,有些话你越接越没完。
我弟弟朱强还没回来,他在城北一家汽修店上班,成天弄得一身机油味。弟媳温红杰带着孩子回她自己娘家拿东西去了,说是晚点回来。我在客厅坐着,帮我妈择菜,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朱强今年生意咋样?”我问。
“能咋样,修车那点活,饿不死也撑不着。”我妈把羊腿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端详着,“你弟媳妇今年又嚷嚷着要换房子,说现在这个太小了,孩子大了住不开。”
我没吭声。朱强结婚五年了,住的这套房子是我爸在世时买的,两室一厅,六十多平。温红杰从结婚那天起就嫌小,但我爸走后,家里的底子就薄了,换房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你呢?今年咋样?”我妈问。
“还行吧,厂里效益一般,但工资按时发。”
“志强呢?他过年回来不?”
志强是我老公,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做施工员,常年在外跑工地,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
“回,二十九到。”
我妈点了点头,又低头摆弄那只羊腿。她翻来覆去地看,忽然说:“这羊腿瘦了点,没啥油。”
我愣了一下。十二斤的羊腿,膘肥体壮,我挑了半天才挑中的。但在她眼里,总能挑出毛病来。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考了九十分,她说为什么没考一百分;我拿了厂里的优秀员工,她说怎么不是先进个人。我早该习惯了。
下午四点多,朱强回来了。他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棉工服,进门就把脏手套往鞋柜上一摔,喊了一声“姐”。我应了一声,他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咕咚咕咚喝了一半,才说:“红杰一会儿就回来,她去她妈家拿腊肉了。”
“嗯。”我说。
五点半,温红杰回来了。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烫了卷发,拎着大包小包进门。她看见我,笑了一下,叫了声“姐”,然后目光扫过客厅,落在厨房案板上那只羊腿上。
“哟,买羊腿了?”她走过去,掀起保鲜膜看了看,“这得不少钱吧?”
“还行。”我说。
“姐你太客气了,回来就回来呗,还带东西。”温红杰嘴上说着客气话,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在我妈脸上飞快地掠过了一下,像是在交换什么信息。
晚饭是我和我妈一起做的,炒了四个菜,炖了一只鸡。那只羊腿没动,我妈说要留到年夜饭吃。吃饭的时候,温红杰夹了一块鸡肉,忽然说:“妈,今年过年,我爸妈那边也得送点年礼吧?往年都是送一条鱼一箱酒,今年物价涨得厉害,一条像样的鱼都得一百多。”
我妈筷子顿了顿,说:“该送就送。”
“那今年送啥呀?我和朱强手头紧,这个月房贷都差点没还上。”温红杰说着,看了朱强一眼。朱强闷头扒饭,一声不吭。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知道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每年过年,给娘家送年礼这件事,在温红杰嘴里都会变成一个话题。她不会直接说什么,但总会在饭桌上、在客厅里、在厨房的角落里,用各种方式让我意识到——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回来得不够勤,带得不够多。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在厨房里,我妈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弟媳妇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碎,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我说。
“那只羊腿,要不你拿走一半?你自己也留点过年吃。”
“不用,妈。我就是拿回来给你们吃的。”
我妈没有再说什么。
我在娘家待到晚上八点多,准备走的时候,温红杰从卧室出来了。她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杯水,忽然说:“姐,那只羊腿我看了,十二斤,看着是不小,但剔了骨头也没剩多少肉了。咱家五口人,再加上你和姐夫回来,一大家子八九口人,一只羊腿哪够啊?”
我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包,愣住了。
“一只羊腿,八九口人吃,每人能分几筷子?”温红杰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砸过来,“我不是嫌少啊姐,我就是说这个理。你要是不拿回来,我们自己买也就算了,你拿回来了,反而不好办——吃吧不够,不吃吧又浪费了。”
我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动,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朱强从卫生间出来,听见了这话,皱了皱眉,说:“你少说两句。”
“我说啥了?我说句实话还不行?”温红杰的声音拔高了一点,“你姐一年到头回来几次?过年就提一只羊腿,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我妈从厨房冲出来,脸上又急又气:“红杰!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妈,你摸着良心说,我哪句胡说了?”温红杰把水杯往茶几上一搁,发出清脆的一声响,“你闺女嫁出去了,心也跟着嫁出去了。家里的事她管过多少?朱强前年生病住院,她来过几回?你去年做手术,她伺候了几天?”
我听到这里,眼眶一下子红了。前年朱强住院,我请了三天假在医院陪护,后来又托人送了五千块钱。去年我妈做胆结石手术,我在医院守了整整一周,厂里差点把我劝退了。但这些事在温红杰嘴里,轻飘飘地就没了。
“温红杰,你给我闭嘴!”朱强吼了一声。
“你吼我?”温红杰的眼圈也红了,“朱强你有本事吼我,你有本事让你姐多管管这个家啊!你看看咱妈,六十多了还在给人做保洁,一个月两千块,你姐呢?她在县城上班,骑电动车十分钟就到咱家了,她来看过几回?”
我站在门口,浑身发抖。包带从我肩膀上滑下来,我都没去扶。
“红杰,你够了。”我妈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那种冷不是愤怒,是疲惫,是一种被戳到痛处之后的无力,“雪儿有自己的家,她不容易。”
“谁容易?”温红杰说,“我不容易,你儿子也不容易。就她不容易?”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包带重新扶上肩膀,弯腰换鞋。
“姐——”朱强叫我。
“我走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羊腿你们留着吃吧,不够就再买一条,钱我出。”
“雪儿!”我妈追过来。
我已经开门出去了。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往下走,一步一踉跄。到了楼下,冷风灌进脖子里,我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
我骑上电动车,没有回婆家——婆家在城东,公婆住在那里,老公还没回来,我回去也是一个人。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骑了二十分钟,最后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风从袖口钻进来,冷得我直打哆嗦。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掉转车头,骑回了娘家。上楼,敲门。开门的是朱强,他看见我,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忐忑。
我没看他,径直走进厨房,从案板上拿起那只羊腿,塞进蛇皮袋子里,提起来就往外走。
“姐!你干啥?”朱强跟出来。
“我带回去。”我说,“既然嫌少,那我就拿走。你们自己买,爱买多大的买多大的。”
我妈从卧室冲出来,脸色煞白:“雪儿!你这是干啥?大过年的,你把东西拿走了算怎么回事?”
“算我不懂事。”我说,“妈,我嫁出去了,我该懂事。”
我提着羊腿下了楼,这一次谁也没有追出来。
我骑着电动车,后座上绑着那只羊腿,骑回了城东的婆家。公婆住在老房子里,三间平房,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利利索索。公公朱大爷今年六十七,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婆婆刘桂香六十五,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
我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婆婆还没睡,在客厅看电视。她看见我推门进来,愣了一下,说:“雪儿?你不是回娘家了吗?咋这么晚回来了?”
“回来了。”我把羊腿从后座上解下来,提进厨房,“妈,我带了只羊腿回来,过年吃。”
婆婆跟进来看了看,说:“这么大一只!得不少钱吧?你拿回娘家去啊,给我们干啥?”
“不拿了,就搁家里吃。”
婆婆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她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她只是说:“那你早点歇着,明天还要上班。”
我洗了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妈打了六个电话,朱强打了三个,我一个都没接。后来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扣在柜面上,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震动吵醒了。拿起来一看,是我妈,已经是第十七个电话了。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雪儿!你终于接了!”我妈的声音又急又哑,像是哭过,“你跑哪去了?你把羊腿拿走了,你弟媳妇闹了一晚上,说你不给她面子,说你在她面前摔脸子,你弟弟跟她吵了一架,她现在抱着孩子回她妈家去了!”
我坐起来,打开了床头灯。凌晨两点十七分。
“妈,”我说,“她嫌少,我拿走,有什么问题?”
“你拿走就对了?”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你拿走她更觉得你是在跟她置气!你大过年的把东西拿走了,你让她怎么想?让邻居怎么想?让亲家怎么想?人家会说朱家的闺女不懂事,回娘家送的东西还带回去!”
“那我该怎么做?”我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她把话说成那样,我还得陪着笑脸把羊腿留下,然后灰溜溜地走?”
“你不会好好说话?你不会跟她解释解释?你不会——”
“我解释什么?”我打断了她,“我解释我为什么只带了一只羊腿?我是不是还得解释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房贷还多少,孩子补课费交多少,我老公在工地上有多辛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妈,”我放低了声音,但每个字都在发抖,“我不是不想多带东西。我今年一年,工资扣完社保到手四千二,房贷两千,孩子补课费八百,剩下的就是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我连件新棉袄都没舍得买,这件羽绒服还是前年的。那只羊腿花了我五百八,五百八啊妈,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
“我知道你不容易……”我妈的声音软了下来。
“你不知道。”我说,“你从来不知道。你只知道你儿子不容易,你儿媳妇不容易,你孙子不容易。我呢?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容易不容易,跟你没关系了,对不对?”
“雪儿!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温红杰说的那些话,你听见了。她说我一年到头不回来几次,她说朱强住院我没来过几回,说你做手术我没伺候几天。你当时就在场,你为什么不帮我说一句话?你明明知道真相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吭声?”
“我……我那不是不想把事闹大吗?”
“所以你宁可让你闺女受委屈?”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我听见我妈在抽泣,一声一声的,像一根钝针扎在我的心口上。
“妈,”我说,“你睡吧。羊腿的事,过了年再说。”
我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厂里,手机又炸了。我妈从早上七点开始打电话,我上班没接,她就发微信,一条接一条,语音条一个比一个长。我趁着午休的时候听了几条。
“雪儿,你弟媳妇昨晚回娘家了,朱强去接,人家不开门。你弟弟气得摔了手机,你妈我夹在中间,你说我怎么办?”
“你赶紧把羊腿送回来,给你弟媳妇道个歉,就说你昨天冲动了,不是那个意思。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大过年的,别让人看笑话。”
“雪儿,你听见了没有?你回个话啊!”
我放下手机,揉了揉太阳穴。道歉?我给温红杰道歉?我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
我没有回复。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把手机锁进了柜子里。
傍晚下班,我刚出厂门口,就看见我妈站在马路对面。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围巾裹得严严实实,脸被风吹得通红。她看见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雪儿!你可算出来了!我打了一天的电话你都不接!”
“妈,你咋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不来能行吗?你弟媳妇到现在还在她妈家呢,朱强去接了三次了,人家就是不回来。你弟弟说了,要是红杰不回来,他今年过年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喝闷酒。你说这年还咋过?”
我叹了口气:“妈,温红杰不回来,那是她和朱强之间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要不是你把羊腿拿走了,她能生气吗?”
“她生气是因为我拿走了羊腿,还是因为她嫌羊腿少?”我看着我妈的眼睛,“妈,你心里清楚,就算我不拿走,她也会有别的说法。她对我有意见不是一天两天了,羊腿不过是个由头。”
我妈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妈,你回去吧。”我说,“这事我不掺和。温红杰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算了。年三十该咋过咋过。”
“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我妈急了,“你就不能低个头?你是当姐姐的,让着点弟弟和弟媳妇,怎么了?”
“凭什么?”我说,“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低头?我嫁出去之前,在家里低头;嫁出去之后,回娘家还得低头?我在婆家低头,在厂里低头,我回自己娘家还得低头?妈,我低了一辈子的头了,我累了。”
我说完这句话,眼泪差点掉下来。但我忍住了,转身骑上电动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的手机成了烫手山芋。我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朱强的电话也打过来了,连我远在省城的老公王志强都知道了这事——不知道是谁给他打了电话,“你跟你妈家的事,你自己处理,别把我也扯进去。”
我看着这条微信,冷笑了一声。男人就是这样,遇到家里的事,永远是“你自己处理”。
腊月二十八晚上,我婆婆敲了我的房门。她端着一碗热红薯稀饭进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在床沿上坐下来。
“雪儿,”她说,“妈问你个事,你别嫌我多嘴。”
“妈,您说。”
“那只羊腿,是不是跟你娘家闹别扭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把事情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婆婆听完,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站在我这边,也没有替她儿子说什么,而是叹了一口气。
“雪儿啊,”她说,“你妈也不容易。”
“我知道她不容易,但是——”
“你听我说完。”婆婆打断了我,“我也是当妈的人,也是当婆婆的人。你妈夹在你和你弟媳妇中间,她能怎么办?她向着你说话,你弟媳妇不高兴;她向着你弟媳妇说话,你不高兴。她两头不是人。”
我低下头,没有说话。
“你弟媳妇那个人,我没见过,但听你平时说的那些,我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雪儿,你想过没有,你妈跟你弟媳妇住在一个屋檐下,天天见面,你弟媳妇要是天天给她脸色看,她日子咋过?”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我忽然清醒了一些。
“你一年到头回来几次?你妈头疼脑热的,端茶倒水的是谁?是你弟媳妇。你妈有个啥事,跑前跑后的是谁?是你弟弟。你在县城上班,骑电动车十分钟就到娘家了,你觉得近,但你去了几回?”婆婆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是说你做得不对,我是说,你妈有她的难处。”
我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弟弟两口子吵架,你妈肯定着急。她不是不心疼你,她是觉得你比他们懂事,你比他们能忍,所以她才来找你。当妈的,总是找那个好说话的孩子去委屈,因为别的孩子委屈不起。”
这句话戳中了我的心窝子。我终于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掉进了稀饭碗里。
“但是,”婆婆话锋一转,“你弟媳妇说的那些话,也确实过分。你孝敬你母亲的,那是你的心意,轮不到她来说三道四。你拿走羊腿,我不说你做错了,但你这个做法,解决不了问题。”
“那您说怎么办?”我抹了一把眼泪。
“凉拌。”婆婆说,“先放着,过了年再说。大过年的,谁家没点糟心事?年一过,大家气都消了,该咋样还咋样。”
我点了点头。
腊月二十九,王志强从省城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放,看了我一眼,说:“你眼睛咋肿了?”
“没睡好。”
“你妈又给你打电话了?”
我没吭声。
他叹了口气,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犹豫了一下,伸手揽住了我的肩膀。他的手掌粗糙,指节粗大,是常年搬砖砌墙磨出来的。他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这事吧,你不能光看表面。”
“那看什么?”
“你想想,你弟媳妇为啥嫌羊腿少?她真的缺那一口羊肉吃?”
我转过头看着他。
“她不是嫌羊腿少,”王志强说,“她是嫌你们家对你弟弟的帮衬少。你妈住在她家,她照顾着你妈,她觉得吃亏了。你回去拿一只羊腿,在她眼里不是孝敬,是占便宜——你什么都没付出,回来就拿一只羊腿走,她觉得不公平。”
我愣住了。王志强平时话不多,在工地上就是个闷头干活的人,但他说出的这番话,让我忽然看到了另一面。
“你妈让你道歉,不是因为你做错了,是因为你妈指望着你弟媳妇养老。你要是跟你弟媳妇闹翻了,最难做的是你妈。”王志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看了看我又塞了回去,“我知道你委屈,但你得想想,你妈比你更委屈。”
那天晚上,我给朱强打了一个电话。
“姐。”朱强的声音沙哑,像是喝了酒。
“朱强,你在哪?”
“在家。”他说,“一个人。”
“红杰还没回来?”
“没。”他苦笑了一声,“她说了,除非你亲自去给她道歉,把羊腿送回来,不然她就带着孩子在娘家过年。”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
“姐,你别来。”朱强忽然说,“你别听她的。她就是得寸进尺,你今天道歉了,明天她还有别的事。我就是一个人过年,我也不让你去给她低头。”
“朱强——”
“姐,那天晚上的事,我都看见了。她说的那些话,过分了。你没做错什么。羊腿是你买的,你想拿回去就拿回去,天经地义。”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吸鼻子的声音。朱强在哭。
“朱强,”我说,“你别喝了,早点睡。明天我去接红杰。”
“姐!你别——”
“我不是去道歉。”我说,“我去跟她谈谈。一家人,总不能真的各过各的年。”
腊月三十,除夕。
上午九点,我骑着电动车去了温红杰的娘家。她娘家在城南另一个小区,比我家那边新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我在楼下停好车,提着一个袋子上了楼。
开门的是温红杰的妈妈,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穿着红色的毛衣,看见我就笑了:“哎呀,雪儿来了!快进来快进来!红杰在屋里呢。”
我换了拖鞋走进去。客厅里摆着年货,茶几上放着瓜子和糖果,电视里在放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温红杰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她儿子——我的侄子朱子轩,三岁多,虎头虎脑的。她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然后别过头去。
“红杰。”我叫了她一声。
她没有应。
我把手里的袋子放在茶几上,说:“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的,厂里发的年货,一箱苹果一箱橙子。”
温红杰的嘴唇动了动,还是没有说话。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温红杰的妈妈很识趣,说了一句“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就抱着子轩进了厨房。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红杰,”我开口了,声音尽量平和,“那天的事,我们聊聊。”
“有什么好聊的?”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冷冷的,“你都把羊腿拿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你是真的嫌那只羊腿少,还是你对我不满已经很久了?”
她猛地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被戳穿之后的恼怒。
“你要是对我不满,你就直说。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改不了的我认,我能改的我改。但你别拿一只羊腿说事,这样伤感情。”
温红杰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她的眼眶红了。
“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她的声音颤抖着,“你觉得自己是个好闺女、好姐姐?朱雪,你摸着良心说,你嫁出去之后,你管过这个家多少?”
“你说。”
“咱妈住在我家,五年了。五年里,她吃我的喝我的,我抱怨过一句没有?她帮我带孩子,我感激她,但我也没亏待她——她每月的退休金一千八,我一分没动过,全给她存着。逢年过节,我给她买衣服买鞋,她生病了我带她去医院,她住院了我去送饭。你呢?你做了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做的那些事,你不提,我也不会天天挂在嘴上。朱强住院,我陪了三天,送了五千。妈做手术,我守了一周,又拿了三千。平时回来,我哪次空过手?我能力有限,我拿不出更多的钱,但我尽力了。”
“尽力?”温红杰冷笑了一声,“你尽力了?你知道朱强一个月挣多少吗?三千五。他修车修了十年了,一个月就三千五。我一个月挣两千八,在一家小超市做收银员。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六千三,房贷两千二,孩子幼儿园一个月一千五,剩下的就是生活费。你告诉我,我们怎么活?”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眼泪也掉了下来。
“你以为我嫌那只羊腿?我是嫌那个家!我嫁到你们朱家五年了,五年啊朱雪,我没有过过一个舒心的年。每年过年,都是钱钱钱,送礼送礼送礼,人情人情人情。我爸妈那边要送,你妈这边要花,你回来了要招待,你老公回来了要摆酒。我一个月挣两千八,我连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舍不得买,你看看我穿的这件——”“她扯了扯自己身上那件米白色的羽绒服,“这是拼多多上一百三买的,一洗就起球,一穿就透风。你呢?你穿的是波司登吧?”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羽绒服。确实是波司登,前年打折的时候买的,花了七百多。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件羽绒服像一块烙铁,烫得我浑身不自在。
“我不是在跟你比惨,”温红杰抹了一把眼泪,“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过得不容易。你回来了,提一只羊腿,你觉得是心意,但在我看来,那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我们需要的是实打实的帮衬,不是过年吃一顿好的。”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红杰,”我终于开口了,“你说的这些,我以前确实没有想过。我只觉得我尽力了,但我的尽力,在你们的困难面前,确实不够。”
温红杰没有说话,但她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但是,”我说,“你那天晚上说的话,也确实伤人了。你说我没管过家里的事,说我不管咱妈——这话不对。我承认我做得不够好,但我不是没有做。你把我做过的那些事全部抹掉了,我接受不了。”
温红杰低下头,没有反驳。
“还有,”我说,“羊腿的事,我拿走确实冲动了。但你也得想想,我高高兴兴提着一只羊腿回来,你当头就是一盆冷水,换了你,你什么感受?”
沉默了一会儿,温红杰小声说:“我那天说话是有点过了。”
“不是有点过,”我说,“是很过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敌意,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在问:你愿意原谅我吗?
“红杰,”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嫁给了朱强,你就是我妹妹。我能力有限,我帮不了你们太多,但我不会不管这个家。以后有什么难处,你直接跟我说,别攒着憋着,攒到最后拿一只羊腿出气。”
温红杰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但这次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从厨房把温红杰的妈妈和侄子叫了出来,说:“阿姨,我带红杰和子轩回去了,今天年三十,一家人得在一起吃年夜饭。”
温红杰的妈妈连连点头,说:“对对对,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红杰,你跟你姐回去,别犟了。”
温红杰站起来,去卧室收拾东西。我帮她抱着子轩,小家伙在我怀里扭来扭去,揪着我的头发玩。我疼得龇牙咧嘴,但没舍得松手。
回到娘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了。
我走在前面,怀里抱着子轩;温红杰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她从娘家带回来的腊肉和香肠。我们一前一后上了三楼,门没关,虚掩着,里面传出来我妈的声音,像是在打电话。
我推门进去,我妈正站在客厅中间,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比划着,脸上又急又气。她看见我,愣住了,然后看见我身后的温红杰,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红、红杰?”我妈的声音都变了调。
“妈。”温红杰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
我妈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扔了手机,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一把抓住温红杰的手,又抓住我的手,把三只手攥在一起,攥得我手骨生疼。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她反复说着这一句话,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朱强从卧室里冲出来,光着脚,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他看见温红杰,站在那里不动了,嘴唇哆嗦着,半天憋出一句:“你回来了。”
温红杰看了他一眼,说:“你袜子呢?大冬天光着脚,不怕感冒?”
朱强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光脚丫子,忽然咧嘴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跑回卧室穿了袜子,又跑出来,站在客厅里搓着手,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把子轩放在地上,小家伙跌跌撞撞地跑向朱强,喊了一声“爸爸”。朱强一把抱起儿子,把脸埋在孩子的肩窝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转身走进厨房。案板上空空荡荡的,那只羊腿被我拿走了,厨房里显得冷清了不少。我打开冰箱看了看,里面有几样蔬菜、一块猪肉、半只鸡,还有几条冻鱼。够吃,但不够丰盛。
我拿出手机,给王志强打了一个电话。
“志强,你帮个忙,去咱家把那隻羊腿拿过来。”
“拿过去?你不是跟你娘家闹翻了吗?”
“和好了。”我说,“你赶紧送来,今天年三十,年夜饭得吃。”
王志强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行,我这就送过去。我就知道,那只羊腿最后还是得进你娘家的锅。”
半个小时后,王志强骑着我的电动车到了。他把羊腿提上楼,规规矩矩地叫了“妈”,叫了“弟弟”“弟媳妇”,然后把羊腿放在厨房的案板上。那只羊腿又回来了,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妈看见羊腿,眼眶又红了。她拉着王志强的手说:“志强,谢谢你啊。”
“妈,谢啥。”王志强说,“一家人。”
那天下午,我们全家总动员,一起准备年夜饭。我负责炖羊腿,温红杰负责炒菜,我妈负责包饺子,朱强负责打下手,王志强负责带孩子。厨房里热气腾腾,客厅里电视响着,子轩骑着扭扭车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咯咯地笑。
炖羊腿的时候,我放了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小火慢炖了两个小时。满屋子都是羊肉的香味,浓得化不开。温红杰在炒菜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姐,你这羊腿炖得真香。”
“还行吧。”我说。
“比我买的强,”她说,“我上次在超市买了一条,炖出来膻得很。”
“超市的羊腿不行,得找乡下人买。我这个是托人在山里买的,吃草长大的,不膻。”
温红杰“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小声说了一句:“姐,那天的事,对不起。”
我手里的铲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炒。
“没事,”我说,“过去了。”
年夜饭摆了满满一桌。羊腿炖得酥烂,用筷子一夹就脱骨,汤汁浓白,上面飘着一层红油。我妈夹了一块最大的骨头,放进了子轩的碗里;又夹了一块,放进了我的碗里;又夹了一块,放进了温红杰的碗里。
“都吃,都吃,”我妈说,“今天年三十,谁也不许客气。”
朱强开了一瓶白酒,给王志强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我和温红杰各倒了一杯。温红杰说她不喝白酒,朱强说:“大过年的,喝一口。”温红杰白了他一眼,但还是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呛得直咳嗽,逗得子轩拍着手笑。
吃到一半,我妈忽然放下筷子,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我说两句。”她的声音有点抖。
全家人都停下了筷子,看着她。
“今天这个年,过得好。”我妈说,“雪儿回来了,红杰回来了,志强也回来了,一家人齐齐整整的。我就高兴这个。”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温红杰,眼眶红了:“我知道,我这个当妈的,有时候做得不好。偏了这个,偏了那个,让你们受委屈了。但你们要记住,在我心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温红杰低下了头,我别过了脸。
“这只羊腿,”我妈看了一眼桌子中间的大盘子,“雪儿拿回来的,红杰嫌少,雪儿拿走了,红杰生气了,最后又回来了。一只羊腿,绕了一个大圈,最后还是进了咱们家的锅。”
她笑了一下,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
“我就是想说,一家人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碰了就碰了,别往心里去。羊腿少了可以再买,亲情伤了,就不好补了。”
她端起酒杯,说:“来,都举杯。祝咱们家,明年比今年好。”
“祝咱们家,明年比今年好。”大家一起说。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子轩举着他的小水杯,也凑过来碰了一下,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句:“过年好!”大家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散席之后,我靠在沙发上,看着杯盘狼藉的餐桌,看着我妈在厨房里洗碗的背影,看着朱强和王志强在阳台上抽烟聊天,看着温红杰抱着子轩在卧室里哄睡。
手机响了一声,是温红杰发来的微信。
“姐,羊腿的事,真的对不起。我知道你是好意,是我说话太难听了。以后你有什么事,也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只回了一句:“新年快乐,红杰。”
她秒回了一个笑脸,然后发了一个红包,上面写着“给外甥的压岁钱”。我点开一看,五百块。我知道她一个月挣两千八,这五百块对她来说不是小数目。
我没有退回去。我收下了,然后给她转了一千,备注写着“给子轩的压岁钱”。
她回了一个捂脸的表情,说:“姐,你比我给的多。”
“我是当姑姑的,”我说,“应该的。”
过了年,正月初三,我回婆家住了两天。正月初五,我又回了一趟娘家。这次我没带羊腿,我带了一袋米、一桶油、一箱水果,还有给子轩买的一套新衣服。
温红杰在家,她看见我,笑着迎上来,说:“姐,你来了。我炖了排骨,一会儿吃饭。”
我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见我来了,拍了拍身边的沙发,说:“雪儿,过来坐。”
我坐过去,她拉着我的手,没有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粗糙、干燥,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这双手给我梳头、给我缝书包、给我擦眼泪。那时候这双手还是饱满的、柔软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嶙峋。
“妈,”我说,“今年我争取多回来几趟。”
“好。”她说,声音很轻。
“你要是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别等我回来才知道。”
“好。”
“别什么都自己扛着。”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笑,说:“你也别什么都自己扛着。”
那天走的时候,温红杰送我到楼下。她站在单元门口,裹着一件旧棉袄,风吹得她直缩脖子。
“姐,”她说,“明年过年,你别买羊腿了,太贵。咱们一起凑钱买,一家出一半。”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
“行,”我说,“一家出一半。”
我骑上电动车,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在原地站着,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米白色的小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风还是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暖烘烘的。
那只羊腿的事,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每次过年,我们都会买一只羊腿,一家出一半的钱。温红杰再也没有嫌少过,我也没有再拿走。那只羊腿安静地躺在盘子里,冒着热气,散发着八角和桂皮的香味,成为我们家年夜饭桌上雷打不动的一道菜。
有些东西,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处。就像那只羊腿,就像我们这个家——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但到底还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