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的故事

中山装作为民国后中国最重要的男装之一，究竟产生于何时？它最初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又是谁？推行于何时？源于何种服装？新中国成立后，“毛氏中山装”又源于怎样的时代背景？中山装又是如何被赋予“代礼服”的功能的？本文结合相关档案文献，讲述了中山装的历史演变。

中山装为何人所制?

清顺治元年（1644年），一纸告示贴遍京城：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京师内外皆剃发易服，以示改朝换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身穿新式军服的革命军将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拖出来革命。就在当天，他剪掉了辫子。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剪辫通令。

1912年12月29日，袁世凯颁布改革礼制、服制的法令，将清朝的繁文缛节和长袍马褂改为较为简捷的礼制和简短的服饰。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将西洋服饰直接地、自上而下地引入中国，并以此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之一。20天后，民国政府又公布了《陆军常服制》《陆军官佐礼服制》。新式陆军制服从样式到裁剪完全西化，或者说吸收了日本式的西式军服的特征：以民国五色旗作为“步、骑、炮、工、辎”兵种的标志色；服制对帽章、肩章、便服、外套、士官生服和讲究的军礼服有详尽的规定。

废除辫发满装后，中国人该如何着装？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此广泛征求意见：有人主张仍穿长袍马褂，遭到大部分革命者和热血青年的反对，认为长袍马褂不方便生活，剪裁费料，很不经济，应弃之；有留洋的革命者提出全部改穿西服，孙中山认为全部西装“无异是抵制国货”。最后，孙中山提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强调服装制作有四条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

孙中山经缜密思考，广泛征求意见，“领衔”创制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简便服装—中山装。它既保留了西式服装平整、挺括、有衣兜的优点，又有当时中装高领、庄重的特色；既突出了服装的现代性，又表现了中国气派。

隋建国雕塑《中山装》

中山装的设计制作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孙中山有在不同的时间内托付不同的人来设计制作中山装的可能，因此中山装的制作者是谁尚无定论，会出现谁先谁后的争论。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日本“同义昌说”。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为谋求革命运动的发展，前往日本的神户、横滨，成立兴中会分会。孙中山在横滨剪辫，穿上了西装和日本的学生装、士官服。这一易服行动，是他反封建、倡民主的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孙中山一直在寻找一种有特定意义的服装。恰在此时，他认识了宁波裁缝张方诚，他在横滨开设了“同义昌”洋服店。孙中山将创制“中式国服”的意图托付给张方诚等华侨裁缝。他们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意见，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融入中国的服饰文化传统开始设计；又根据孙中山的构思，赋予每个细节以特定的文化内涵：根据民主共和体制的五权分立、国之四维、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等理念，确立了中山装前衣襟的五粒扣子、四个口袋、三粒袖扣以及胸前袋盖的倒笔架造型。此款服装被称为“中山装”。

第二种是越南“黄隆生说”。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河内筹组兴中会，认识了在河内开洋服店的广东人黄隆生。孙中山将构拟设计一款国服的想法告诉了他。黄隆生秉承孙中山的创意，参考西欧猎装和日本服装式样，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风格，设计缝制了既有中国文化风格又有开明开放精神的新式中装。后经孙中山修改，确定了五粒身扣、三粒袖扣、袋盖倒笔架的款式。

第三种是“上海红帮说”。认为第一件中山装出自当年上海滩的奉帮（红帮）裁缝之手，后来中山装的批量生产也是从上海开始的。

关于中山装何时诞生，也仍有疑问。现存最早的孙中山穿中山服的照片是1922年左右拍摄于他在广东谋划北伐时。当时孙中山任陆海空大元帅职，“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故萌发并实践了这种端庄简朴的礼服—中山服。依此推断，中山服应该出现于1922年前后。

中山装在何时普及推广？

档案资料证明，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山服仍在推介之中。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初立，政治中心南移，民众呼吁改易服制，推广中山装，虽未获官方首肯。但此时中山服的政治取向已十分明显。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随后，他穿上中山服，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选择了中山装这一显著的服装符号，表明其追随三民主义之心。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服制条例，废除了燕尾服，规定男子礼服为袍、褂，定学生服为男公务员制服。但中山装的制服地位并未明确。

从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档案可以看出，当时反对中山装的也不乏其人。反对者一是以倡丝绸产业为由的传统派，一是以西服庄重美观为由的主西派。不过，这期间的国民党部曾发出《党员服装宜用国货案》，呼吁党员服用国货，所谓国货，就包括中山服。

早期中山服的穿着范围锁定于政界官员，一般是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市民、职员等人更习惯穿中式长衫或西装、学生装。直到1936年民国政府的《修正服制条例草案》，中山服的样式才得到明确并被强调作为男公务员“制服”。自此，中山服渐渐推广开来。

1922年6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广州与侍卫人员合影

不可否认，中山服的出现和普及与政治领袖的倡导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山服的服装样式外观轮廓周正、结构合理、线条分明、功能性强，具有严肃、庄重、朴实的美感，既合乎国民的传统审美，也恰当地结合了国际现代服装的审美形式与工艺。其整体造型体现了民主、平等、革新、进步等社会理想和大众愿望，不受地区、年龄和社会阶层、地位的限制，因而获得了民众普遍的赞赏和接受。

中山服的形制基本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其主要特征为：由底领和翻领构成领子，是领角呈八字形的立领；上下有四个加袋盖贴袋，胸袋袋盖呈倒山字笔架型，称“笔架盖”；下边两个为吊袋，即袋边沿活口的口袋，俗称“老虎袋”（袋边沿有伸展活口的口袋），四个口袋都以组扣扣合：前门襟五粒明扣（最初七粒）；袖口上各有三粒扣子；最初的后背有腰带、背缝和开衩，以后取消了腰带和开衩。

于是，便有人总结出了“一二三四五”之说：其一，衣服前脸四个兜各代表礼、仪、廉、耻。其二，门襟五粒纽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试权，检察权，这就是五权分立。其三，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在这一产生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服装上，附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理想，“一二三四五”之说广为人们所接受。但翻阅相关论著和史料，此说并无档案支撑。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

但不管怎么说，中山装是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思想指导下，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创制出的。这一服装一经中国的革命先驱穿用，就注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和内容，成了中国革命者们的形象和象征。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山装充分发挥了这种历史作用：北伐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军服都是“中山装式”的。所谓“中山装式”，是指与中山装基本同型，是一个基本造型的几个变种形式，后来的军便服、干部服、建设服等，都可称为“中山装家族”。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渝参加国共和谈。次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影中，国共两党领袖都穿了中山装，有的仅是色泽和细节上的差别。衣服虽相同，但政见不同，重庆谈判最终破裂。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的服装是表明政治态度、立场的工具。国共两位领导人均穿中山装，说明中山装的政治寓意为国共两党所共同认可。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登上天安门城楼。筹备开国大典时，工作人员问毛主席典礼时穿什么，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中山装。恰巧，清理物资时发现了一块土黄色将校呢，质地很厚重。于是，便用这块呢料为毛主席缝制成礼服。但这件中山装与早些年确立的中山装原型有些许不同，颜色、款式都有差异。

开国大典时的毛泽东

新中国奋进的日子里，解放军的许多干部一身戎装走上执政岗位，这种中山装式的军装也自然成了新中国各级“官员”的制服—干部服。1954年、1955年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时，穿的就是中山装。

人民装是中山装的一种别称或变体。20世纪40年代后，解放区也大多穿中山装，当时的部队军装也与中山装样式相差不大。当中共干部进入城市并建立人民政权后，“人民”的字眼就冠于方方面面，人民装成为那个时代男装的笼统称谓。不过，有人认为中山装与人民装有款式上的区别；有人则把中山装、青年装、学生装等都归到人民装的范畴；还有人认为中山装就是人民装，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用料和做工。

到20世纪50年代末，列宁装趋少，中山装、人民装渐成主流时尚。此类服装常被百姓们统而划之地称为“干部装”或“制服”，顾名思义，显然身份上为“公家人”的干部多穿此装。

1956年，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208名“红帮裁缝”被选拔到北京，其中最著名的7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寓意“红色首都”，也有纪念“红帮裁缝”之意）。

红都迁京后的第一件任务就是为毛主席参加党的八大和照标准相制装。当时为领袖制装不能近身量体，田阿桐师傅在5米外目测得出尺寸，再根据毛泽东的身材、脸型，将衣领加宽，口袋改成贴兜，其他部位也做了不少改进，制作出改良的中山装。毛泽东对这件衣服很满意，以后的重大场合多穿这一款式，外媒称之为“毛式中山装”。

改革开放后，人们着装审美情趣多样化，西服开始走红。1980年8月21日和1983年5月23日，外交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对外活动服装穿着的几点规定》和《关于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的几点规定》，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后者更强调服装应“美观”及“女士服装式样、颜色应多样化”。二者都说到“男士除穿中山装外，也可着西服或民族服装”；在国外“如东道国规定着礼服或民族服装，中方男士可穿中山装，女士最好穿旗袍或长裙”。可以说，那时中山装被赋予了“代礼服”的功能。